多灾多难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家里的两条大河及其支流在过去几千年里频繁地发生洪涝灾害。此外，中国国土的大部分处于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受到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板块的挤压，中国因此也是一个震灾严重的国家。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震源浅，分布广。1900年以来，中国死于地震的人数占全球地震死亡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而平原地区稠密的人口也使得流行病和瘟疫的爆发往往有着强大的破坏性。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灾害史。

多灾多难的基本国情事实上也是塑造中国最初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华文化基本特色的重要内在因素。抵抗大河的洪水往往需要超出一州一县的广大地区的通力合作，需要有统一指挥和层层协作，一个统一的和中央集权的政府因此比分裂的独立小国更加适合应对这样的灾害。面对频繁的灾害，一个强调奉献和协作的高度集体主义的文化要比个人主义的文化更适合这个族群的生存与发展。

多灾多难也成为塑造中国精神的一股重要力量，因此也有了“多难兴邦”这个看似矛盾的独特说法。实际上，多灾多难要真正能够“兴邦”而不是“乱邦”必须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在灾难过后有很好的反思并付诸行动来切实改进，因为灾难最能暴露出一个社会存在的弱点和问题。

17年前这个国家经历了一场非常类似的灾难，对比2003年的非典之乱，今天的中国有进步吗？对比两次救灾整个社会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和提高？如果多难兴邦真的成立的话，反思与改进应该发生在几个层次之上：首先是行为层次的改变，灾害有没有促使人们改变陋习？然后是政策层面的改革，灾害有没有促进社会治理和资源调配的改进？有没有促进灾害应对机制的完善？最后也是最难的应该是观念和文化层次上的改变，而没有观念的变化就难以有政策和行为层次上的真正改变。

在行为层次上，无论是蝙蝠还是果子狸是这两次肺炎病毒的宿主元凶，通过这两次大灾全体民众能不能切实有以下这些行为的改变：不吃野生动物，流感季节带口罩，勤洗手消毒，全民接种流感疫苗？如果真的能做到以上这些行为改变，这些小变化就可以极大地减低流感和流行病毒对这个人口大国每年的肆意侵害，可以直接减少亿万计的医疗开支和难以计数的社会成本，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在政策层面上，2020年的灾乱暴露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卫生的预警体制出现了重大疏漏。一个健全的社会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体一样各个器官都需要各司其职，人体有预警系统，一个社会的公共卫生体系也需要有独立的预警系统。今后如何让各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能够真正地发挥效能便是这一次大灾之后政策层面首先需要改进的问题。在许多国家，疾控中心是一个独立的科学机构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应当独立地做出基于科学的判断和预警。另外，媒体对地方事务的及时报道和监督也是一个社会的重要预警机制，媒体是社会的雷达，媒体的集体缺失就像人体的一个器官不能正常工作一样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一个社会的治理体制是不是优越往往并不只体现在平时，而更应该体现在非常时期，体现在灾害和事故发生之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灾害的国家来说，社会治理体制的设计就更应该把应对灾害作为重要考量。这些年来中国发生了多次公共卫生的危机，这些危机应该在政策层面得到充分的反思，应当极大地加大社会资源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不能让今天的悲剧轻易在今后重演。

最重要也最难改变的是观念层次的变化。2020年的新冠之灾清楚地显示了在观念层次上我们还和真正的文明社会有着不小的差距。这些年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可以上天入海，国人也为此非常骄傲，但是，科学的精神还没有普及，我们的生活方式还很不科学。一场灾祸来临，与病毒一起流传的是各种谣言和阴谋论，是双黄连的闹剧。在五四运动100年之后，我们能不能让赛先生真正指导我们的生活，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依据？中国文化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侠客文化，这种文化把临危不惧，行礼如常作为可颂扬的行为，把冒险取得的成功视为能力的体现，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我们才看到在武汉封城前不久当地还在按原计划进行万家宴，还在如常进行春节晚会，还在歌颂演员带病演出。而实际上，戒慎恐惧和充分防备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特别是应对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的必要选择。这一次人们普遍批评当地政府行动迟缓，没有吸取17年前非典之乱的教训。但是，如果没有观念上的真正改变，下一次或者下一个城市面临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官员们的反应还会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改变观念最为重要也最为困难。

一百年来，这个民族可以说一直在急行军中，我们有远大的集体目标，要共和要解放，要超英赶美，要雪洗国耻，要振兴要腾飞。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有这样明确的国家目标而且还有如此强烈的集体共识。为了这个宏大的集体目标，民众也理解个体需要牺牲，需要忍耐，需要奉献。这样的集体共识和征途意识可以说的确是这个民族重要的凝聚力和动力。不过，一场灾难也让人们有机会直面很多顺风路上不会思考的问题。一个真正的强国不应该被一场流行病毒所击倒，不应该没有口罩，没有医院的床位，不应该让那么多人得不到帮助没有尊严，不应该有一个突发紧急状况就谣言满天飞，就集体恐慌。痛定思痛，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人均GDP一万美元的国家，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成就已经远远超出自己过去的最好的预想，那么，我们的行军征途能不能慢一点，能不能不在乎世界的名次，不在乎别人的赞扬与崇拜，不在乎要不要做世界的大侠和英雄？我们可不可以停下来修一修家里的篱笆，通一通管道，能不能把关注的重点从集体的大目标放到个体的照顾和社会的完善与进步上？

17年后的2037年，或者当下一次新的病毒来袭的时候，当我们回首2020年的这场灾难我们会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到时可以说2020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的反思和由此而来的每一个人的具体行动和改变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健全更安全更强大，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多难兴邦，果真如此。

（汪铮，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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